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这一增长速度，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并没有出现大幅下跌。但是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较低。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调查情况来看，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这就意味着从生育意愿上看，妇女愿意生1.8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生育了1.3个，中间有0.5个生育意愿还没有很好释放出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解除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那么这部分生育意愿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他表示。

总和生育率仅1.3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生育率下滑，但过去10年中，2017年之前我国的生育率是往上走的，真正的生育率下滑是从2018年开始的。所以整体来看，我国过去10年的人口增速并没有明显下降。

“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在过去10年中，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放开，这起到了一定减缓人口增速下滑的作用。”她表示。

但是，202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的数量下滑明显。

宁吉喆在发布会上指出，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董玉整指出，2019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有1465万人，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的生育数量在进一步下跌，目前这一持续下跌的局面已经很难扭转了。

此外，宁吉喆指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他表示。

而根据人口学理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董玉整指出，总体来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总和生育率下降且不可逆转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同一难题”。

比如，日本14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现为1493万人，创下19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纪录，已经连续第40年下降。美国的出生率已经连续6年下降。2020年出生了360.5万新生儿，为1979年以来的最少出生数；全国已有25个州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韩国、俄罗斯人口都在负增长。

宁吉喆指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生育下行趋势能扭转吗？

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正因为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别，因此，完善和优化生育政策就具有了现实性和必要性，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就会起到一定的实际效果。”董玉整表示。

他指出，整体来看，1.3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面对这一局面，我们需要客观的对待。

首先，这是全球的大趋势，不可扭转，要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被动等待，必须要积极作为、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整体和长久发展的重大战略，明确提出要花大力气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国家明确提出要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优化生育政策，建立健全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增强家庭发展能力，稳定和提升生育意愿，努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

董玉整指出，首先，0-3岁婴幼儿的托幼服务不完善，没有很好地把父母的时间精力从养育孩子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其次，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住房等生活成本也很高，如果国家能够给予一定补助和减免，可以减轻父母的部分经济压力，把父母从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解放出来。

此外，他认为在就业方面，要协调好女性就业、事业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不要因为女性生养孩子就导致就业歧视，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就业歧视，要把女性从就业压力、事业提升压力中解放出来。

“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能够有所改善，都有实质性的进步，把父母从时间精力、经济负担、就业发展等方面解放出来，对于增强生育意愿，当然会有积极意义。”董玉整说。

尽管提供有利于生育的政策有望改善生育率，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几乎所有人口专家都认为，生育率整体下行的趋势很难扭转，在这背后，不断降低的育龄妇女数量、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增加、单身人口增长等，都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以流动人口的数据来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

杨舸指出，对于流动人口数据，从此前统计局公布的千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看，2015年之后，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出现拐点，有下滑的趋势，但是这一数据被人口普查数据所改变，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流动人口数据高达3.7亿，较此前高出超过1亿人。

如何应对“单身时代”？

而流动人口增长，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单人户”的增长。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人；集体户2853万户，集体户人口为11897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

杨舸表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但这一因素的影响占比还不是特别大，更重要的因素是“单人户”数量的增长。现在，人们在推迟结婚和生育，同时很多年轻人离开原来的家庭独自生活。加之流动人口增长也非常快，这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外地工作和生活，这时候他如果不结婚或者没有生育，家庭规模也会出现减少。因此单身人口家庭的增长，导致家庭户的规模下降幅度较大。

“我国家庭户平均人口下跌至2.62，我认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现在结婚的人数在下降，其次是很多人即使结婚也选择不生育。选择‘丁克’的家庭，很多是不想生、不敢生也不能生。”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秘书长、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级别心理咨询师叶英扬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造成这一局面的，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压力在增长，不少地方的结婚成本很高，加上婚姻除了意味着两个人在一起之外，也意味着需要承担大家庭的责任。”

单身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将影响生育率，另一方面也将影响个人心理。

“单身时代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单身的人会获得很多自由，他们不需要照顾他人，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人是一个群居的生物，需要经常和人在一起，如果长期一个人，需要处理和面对自身的孤独感。因此，我建议如果确实选择单身，首先要有日常照顾自己的能力，另外需要建立健康的兴趣爱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可以单身，但有好朋友的陪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叶英扬表示。

除了低结婚率和生育率之外，空巢老人的增加，是“单身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

叶英扬认为，我国进入一个老年社会，空巢老人数量增长很快，这不仅仅需要个人和家庭，更需要社会和政府的支持。以广州民政为例，正在大力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企业一起参与其中。

杨舸认为，老人们在成年子女离开家之后独自或者夫妻两人一块生活，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多对空巢老人的政策支持以及关爱。

（作者：陈洁 编辑：周上祺 责编：金珊, 实习生张惠禹）